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的秘密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公里, 沿途设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从未被敌人破坏过，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因交通方便、商贸发达、革命基础较好等诸多有利条件，被选定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枢纽中转站。汕头交通站是中央直属的绝密交通站，在护送干部、输送物资、传送资金等方面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为保持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乃至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亲自选点

1929 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进入闽西后，极大推动了闽西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红色政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通讯落后、交通闭塞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导致朱毛红军无法与地处遥远上海的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

1930年6月，为加强与党中央的沟通联络，毛泽东派卢肇西(闽西暴动领导人)从永定赴上海，向具体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的周恩来汇报红军与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与建设等情况。卢肇西还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等亟须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交通线的意见与设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卢肇西回到闽西苏区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闽西永定正式成立了对外称为“闽西工农通讯社”的秘密交通站，闽西各县建立了分支机构，这样，闽西苏区通往上海的秘密交通线率先初步建立了起来。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封锁，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把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抽调 60% 到苏区去。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中央交通局，吴德峰为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并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交通委员会。随后，中央交通局选派精干力量，在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基础上，用3个月的时间建成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转汕头过大埔到永定长达数千里的水陆秘密交通线。

汕头因诸多有利条件被周恩来亲自选定为这条秘密交通线的枢纽中转站。汕头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位置特殊，交通便利。1860年开埠之后，城市迅猛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商贸发展更达到开埠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华洋杂处，百业并存，南洋华侨与客商来往极为平常，汕头与上海、香港的商贸来往密切。同时汕头是进入大埔、闽西的必经之地。在汕头设立秘密交通站，有利于过往同志乔装打扮，隐蔽潜伏，不易被发觉。

另外，潮汕群众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在20世纪20年代，汕头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的革命策源地的次中心。如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潮汕取得胜利，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创造了“潮汕七日红”的辉煌历史，红色革命的信念深入人民群众心中，因此在汕头开展秘密革命活动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

绝密备用站

交通站的设立是秘密的，需要一个身份用以掩护，开商铺是较好的选择。周恩来与吴德峰商量后决定，在汕头开设药房，既可做掩护，又可为苏区提供急需药品。1930年底，陈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西药房的亲戚，到汕头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交通站。

陈刚等人来到汕头，四下寻觅一番后，来到镇邦街97号，认为此地开中法西药房分号非常合适，前面是海且离港口很近，后面是居民区，再后面是山，利于隐蔽、疏散。于是，报经中央批准后，陈刚在镇邦街97号租下3层小楼，中法西药房分号正式开张营业。由于经营有方、服务周到，深受群众欢迎，价钱也比其他药房便宜，回头客很多，中法西药房分号的规模也越办越大。

汕头交通站既是承上接下的中转站，又是内地交通始发站，许多物资要在这里转运，许多人员要从这里经过。为预防万一，做好两手准备，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一个绝密备用站。为此，1931年初，中共中央委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3人以上海客商的身份到汕头，要求他们选择便于替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公开职业为掩护筹建备用交通站。

3人到汕头后，罗贵昆利用其社会关系，在南京旅社附近的海平路98号租用了一座面临马路但没有铺面的3层楼房。陈彭年等根据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决定建立一家专营批发代销、不做零售的电料行，目的是可以利用商店名义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

因陈彭年曾长期在上海租界做秘密工作，懂黑社会语言和活动方式，又是山东大汉，个子高，穿上长袍大褂像是大老板，碰到问题能机智应对，所以他的身份对内是站长，对外是电料行的“老板”。顾玉良做过生意，也当过交通员，具有党内秘密交通的经验，负责电料行会计和秘密联络接待工作。罗贵昆是广东梅县人，能讲潮汕话，在汕头有些社会关系，任电料行职员负责外部交际。电料行还按照汕头的惯例，雇用一位小青年，为电料行烧水做饭做杂事。电料行虽然没有举行成立仪式，但也被社会自然地承认了，当时称华富电料行。

正是这一个绝密备用站拯救了整条地下交通线。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其掌握大量党的核心机密，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陷入危险之中的也包括这家在汕头的中法西药房分号。周恩来当机立断，对中央红色交通线进行调整，撤销顾顺章所了解的交通站。汕头中法西药房分号因此停止活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交通站。

汕头交通站是直属中央交通局的绝密站，与同一交通线上的香港交通站、大埔交通站、闽西交通站等任务不同，专门负责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只有高级干部要到苏区经过汕头才启用，同时负责无线电器材和药品的组织供应和输送。因此，中共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保密要求很严格：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东江特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同其他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任何横向联系；不准外人住站，经过的干部也不带到交通站交接，由交通站派人到约定地点会见。当时，中央交通局直接到大埔的许多交通员都不知道汕头有交通站，甚至连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个交通站。

华富电料行交通站建立并在汕头站稳后，中央指示东江特委帮助交通站的工作。东江特委帮助交通站把从上海到汕头来的人员和物资转送到苏区，同时还约定了往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由此，一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便在地下悄然启动。

为苏区输送人财物

在经过汕头交通站护送进入苏区的名单中，包括了大批中共的中坚骨干。在前后3年多的时间里，共有3批较大规模干部由此到达苏区。

第一次是1930冬到1931年春夏间。为加强苏区力量，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另外，被派到苏联学习和旅欧学生也在此期间陆续回国，中央也决定把他们调进中央苏区工作。这期间经汕头前往苏区的有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邓发等100多人。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至1932年。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对上海党中央机关内部情况比较熟悉，他的变节投敌严重威胁着中央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党中央及时转移疏散干部，有的被撤到中央苏区。这期间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李克农、钱壮飞等。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为此，大批干部需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汕头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汕头交通站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到红军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经汕头进入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有200多人。

除了为苏区护送大量革命力量外，交通线还承担着后勤保障的任务。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凡是邻近苏区的敌占区城镇，国民党当局对食盐、布匹、煤油、药品等实行限量“公卖”，并断绝赤白地区的交通，使中央苏区和其他一些苏区出现经济生活恶化局面：工商业凋零，物资奇缺，价格昂贵。苏区人民所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尤其缺乏，五金电器及无线电器材更是找不到。

对此，除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生产自救外，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在物质方面支援苏区，特别指示在中央红色交通线沿途的香港、汕头、大埔以及邻近苏区边境，开设商店，利用合法经营，尽量采购和运送苏区急用物资。汕头交通站充分利用汕头是港口城市、商贸发达的有利条件，积极采购苏区急需物品送往苏区。

同时，作为枢纽中转站，从上海、香港等地采购的物资也通过商业活动或社会关系等形式托运到汕头，由交通站设法运往潮州、大埔、闽西，送入中央苏区。苏区急需的无线电通信器材，则由交通员携带专程护送。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运往苏区的物资超过300吨。

此外，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还经常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外币等带给上海党中央。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经常来往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等地，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等带给上海党中央。

（原载于《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