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庄：红色桥梁与革命前哨

西安的七贤庄，因“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办”）在这里设立而驰名全国。“西办”地处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特殊位置，连接了延安和全国各地，10年间不辱使命，历经秘密、半公开到公开3个阶段，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许多特殊使命，被人们誉为红色桥梁、革命前哨。

秘密交通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由于卫生器材和药品奇缺，中央指派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法秘密采购。为了将分散、零星购买到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周恩来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设法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

当时，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6年2月初，王世英在西安秘密会见杨虎城，商定了在西北军掩护下建立红军交通站等4项秘密协定。2月底，李克农在洛川会见王以哲，又与东北军达成开放几个口子以运输物资和予以保护等3项秘密协定。但西安毕竟是国民党统治区，关卡林立，特务横行，大批量运输卫生器材和药品困难重重。

刘鼎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建立一家医院。这样，大量的卫生器材和药品进出就有了合乎情理的渠道，也好瞒过便衣特务的耳目。刘鼎立即行动，到上海找到熟识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寻求帮助。史沫特莱向刘鼎推荐了德国共产党员、牙医博士冯海伯。

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1931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参加了史沫特莱等人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贡献力量。当冯海伯得知刘鼎的来意后，非常高兴，并满口答应。

很快，刘鼎和冯海伯来到西安，坐着黄包车逛遍古城，寻找开设牙科医院的合适地址。他们连看了几处地方后，一致看好七贤庄。此处北靠明城墙，东临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虽然200块银元的房租着实不便宜，但考虑到利于掩护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两人当即拍板将一号院租了下来。

1936年春，七贤庄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医院正式开张营业了。在上海的时候，冯海伯就为张学良诊治过牙病。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家属及社会名流获悉后，便络绎不绝地前来请冯海伯看牙。一时间，牙科医院吸引了不少有钱人光顾。一些军官和社会名流在这里进进出出，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特务们，他们压根也想不到这里是中共秘密交通站。

冯海伯一边行医，一边接受从全国各大城市寄来的卫生器材和药品，并亲自验收存放。存放的物品到了一定数量，由刘鼎安排交通员通过东北军的军车转运陕北。如果货物太多，交通员就雇佣商车加挂军车牌子转运陕北。很快，处于困境中的红军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同时，为了加强陕北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秘密交通站安排机要人员在七贤庄一号院挖了一个地下室，秘密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延安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东南沿海、西南边陲，乃至苏联等地。如今这个秘密电台还保留在一号院办公室下面的地下室内，古老的设备似乎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当然，这期间秘密交通站也转送过出入陕北苏区的干部，如冯雪峰、丁玲等。

尽管当时西安的局势动荡不安，但由于冯海伯与同志们配合默契，秘密交通站运转非常高效。然而，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冯海伯在一阵阵混乱的枪声中走出七贤庄侧门时被流弹重伤而牺牲，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最终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冯海伯牺牲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在西安的活动基本公开，七贤庄一号院秘密交通站也由地下转为了半公开。

红军联络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内形势及蒋介石有关政策的转变。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1月，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潼关会见前敌总指挥何应钦，商谈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事宜，此项提议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秘密交通站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充实，成立了红军联络处，由叶剑英总负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由于此时共产党还未与国民党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红军联络处只是半公开的办事机构，因此，七贤庄一号院大门外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

红军联络处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和发展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关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西安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出现严重对立，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一触即发。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代表陆续到达西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先后住在七贤庄一号院，代表中共中央同西安事变各方共同协商，谋求团结抗日之道，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

此外，红军联络处还设法营救了一批流离失所或被关押的西路军将士。西路军西征失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红军联络处安排部署营救工作，亲自登门拜访回民领袖马德涵请其帮忙协调，派张文彬等赴甘肃、青海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叶剑英还亲自营救出许多西路军将士。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共中央在七贤庄成立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据统计，通过多方努力，有4000余人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红军联络处建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率领部分人员来到西安，在七贤庄设立了物资采办委员会，负责采购、运送陕北所需的物资。物资采办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必须解决最为迫切的交通工具问题。出于保密考虑，物资采办委员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由当时的商车主李雅轩出面，以国民党六十七军的名义，在“公茂洋行”购买了第一辆汽车。不久，又以东北军名义在“川陕实业公司”购买了美国道奇和日本尼桑车各一辆。此后，又陆续添置了十几辆不同类型的汽车，极大提高了物资运送能力。

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联络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7年8月，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上了蓝底白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办”）的牌子。随后，按照国民党政府各战区的部队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七贤庄一号院又挂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从以前的半公开转而变成完全公开。

“西办”的组织非常健全，设有统一战线科、交通发行科、总务科、秘书科、机要科、办公室、电台与经理科，还下设汽车队、仓库、招待所等，工作人员超过300人。当时，“西办”主要承担为八路军领取、采购、运输物资，组织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任务。

随着工作的展开，“西办”在原有七贤庄一号院的基础上，又先后租赁了三号、四号和七号院。其中，三号院是统一战线科办公地，当时很多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人经常聚集到这里开会。四号院是经理科（前身是物资采办委员会）所在地，下设汽车队、仓库等，具体负责领取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物资，采购延安所需的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延安和抗日前线。七号院是为了接待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渴望前往延安的青年人而租赁的，同时这里也是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无数爱国青年就是通过这个红色桥梁踏上革命征途，投入党的怀抱。

然而，作为我党在国统区的前哨，“西办”也是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在公开工作的背后，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秘密斗争也在七贤庄激烈展开。特务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上面设立哨亭，随时掌控院内的情况；七贤庄附近的一所中学也设立了隐蔽的监视点，并在墙上挖了小洞偷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西办”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为了严密监视我方行踪，西安警备司令部甚至以登记为名，多次闯进七贤庄检查。由于“西办”的精心布置、严加防范，每次检查都是无懈可击，甚至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特别是，由于保密措施得当，一号院地下室的秘密电台一直非常安全，特务多次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异常电波后，几次进门突击搜查，结果总是无功而返。

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西安当局也严密监视并沿途设卡，拦截“西办”的汽车队，严禁军用品（钢铁、机电、化工原料、棉花、布匹等）及医药用品运往陕北，甚至扣留、没收海内外捐助八路军的物资和钱款。为了转运各类物资，“西办”的工作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化整为零，变“非法”为“合法”，如把水银装在汽车轮胎里，把药品放到铁桶里，把钢材充作车轴等，用自己的智慧，把各种重要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陕甘宁边区。

后来，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西办”的处境日益困难，工作受到极大限制。但“西办”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直到1946年，由于解放战争的爆发，“西办”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才撤离七贤庄，胜利返回延安。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9期）